圖南齋

(转发国学数典)

西方中世纪流行“骑士文化”，中国古代也有一种“侠文化”。“侠文化”穿越故纸堆嬗变到今天，就形成了当下大行其道的“侠文学”。当然，我今天要谈的并非小说里那些胡诌杜撰全身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武林高手”，而是中华历史上有迹可考实实在在的“侠”。
 孔夫子把儒区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那么请允许小子我也把“侠”甄别归类分别名之为——“君子侠”和“小人侠”罢。子路年轻时行为就颇似游侠，在孔子面前也表现得极不恭逊，最后是倾服于孔子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才“儒服委质”寄身孔门。尽管子路师从孔子后仍然是倔强卤莽常常不服管教，但依据“刚毅木讷近仁”的理论，孔子认定子路是可塑之材并把他列为会终生追随自己的贤徒和挚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仲由，即子路）欤。” 后来子路到卫国做官，卫国大夫孔悝和废太子蒉愦密谋发动宫廷政变驱逐了卫出公。子路闻听此事大为震惊即刻前往京城，途中遇到同窗子羔，子羔劝他不要为一个已经被废黜的国王冒险受祸，子路断然回绝觐见了新国王蒉愦。看到奸臣孔悝得意洋洋地站在大殿之上，子路怒不可遏，厉声斥责他的卑劣行径。孔悝无地自容，恼羞成怒之下命令卫兵将子路乱刀砍死。得之子路死讯后，孔子忧愤成疾，在弟子端木赐前来探望后不久，至圣先师孔子溘然辞世。
 春秋时代第一个大刺客恐怕要数鲁国人曹沫了。在荒淫无道的齐襄公被大臣连称和管至父弑杀后，齐国陷入混乱，高、国两氏齐国贵族又设计杀死连、管，并向流亡外国的公子纠和小白发出回国嗣统的邀请。于是，两位公子展开了争夺君位的竞赛。最终获胜的姜小白处死了由鲁国支持的公子纠，是为齐桓公。为报复鲁国，齐桓公任命鲍叔牙为大将讨伐鲁国。鲁国以曹沫为将迎战齐军，结果三战皆败，被迫割让大片领土以换取和平。然而鲁庄公并未因此加罪曹沫，抚恤优待一如往常。不久，齐桓公召集诸侯在柯地会盟，鲁庄公慑于齐国威势只得遵命前往。在大会上，不可一世的齐桓公在战败国君主鲁庄公面前表现得骄横无礼，这一举动激怒了随行的曹沫，他从腰间抽出利刃飞身上前劫持齐桓公要求他归还鲁国侵地，齐侯迫于无奈只得答应。事后，在管仲的劝说下，齐桓公没有处罚曹沫并遵守诺言返还了侵占鲁国的领土。成功的经验被后来者反复套用竟同样也达到了性质不一的政治目的，可是战国末年，荆柯刺秦的行动却归于失败，主谋燕国也因此事件迅速被王翦大军消灭，深刻的历史背景造成了曹沫与荆柯迥异的结局。齐桓公时代，尽管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一落千丈，但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排斥其他诸侯的干涉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问鼎王权；因此，齐桓公的志向只是要压服诸侯，建立单极霸权，所以他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幌子并俨然以“为天下布公”的霸主自居；赦免曹沫、归鲁侵地正是为“取信于天下”所耍弄的政治手腕，而幸运的曹沫恰恰抓住了时机以大无畏的气概为国家挽回了损失捍卫了尊严。而历史进入以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为肇端的战国时代后，随着周天子把篡国者们建立的新政权列为诸侯承认其合法地位，周王室的威信便从此丧失殆尽。新的力量格局形成，弱肉强食成为符合天理的政治逻辑，小国或被兼并或成为列强的附庸名存实亡。这个时候，各诸侯国也不再顾及周天子的体面，纷纷僭号称王，而实力最为强劲的秦人则志在建立大一统的帝国。所以，荆柯试图劫持秦王逼其归还六国侵地的设想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荆柯渡过易水的那一刻起，历史就注定了他的最终命运。但是，善良的中国人总是怜悯那些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荆柯式慷慨悲歌的“燕赵豪侠”千古以来一直为文人称颂。曹沫之后的春秋末期，吴国又涌现出两位著名的刺客，他们叫专诸和要离。正是在伍子胥的策划下，野心勃勃的姬光派遣二人先后谋杀了他的堂兄吴王僚以及侄子——号称吴国第一勇士的公子庆忌，在一片非议声中登上王位建立了盛极一时却又转瞬即逝的吴国霸权。
 东汉末年， 汉朝是游侠盛行的时代，其中不乏威行天下、名重一时的人物，以致于太史公和班固著书时都不得不为他们立传，剧孟、郭解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汉景帝时，吴、楚等诸侯七国向中央发难。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汉景帝完全乱了方寸，在诛杀大臣晁错向吴楚妥协不成后，他不得不起用周亚夫为太尉与魏其侯窦婴率军东征。大军行至洛阳，周亚夫见到剧孟后，兴奋地对部将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我知其无能为也。”当此天下骚动之际，周亚夫得之如一敌国，剧孟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郭解是河内人氏，年少时就任侠使气，替友杀人，年长后改过自新、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少年们倾慕他的为人，纷愿为其效命。汉武帝要把关东的富豪迁到茂陵以便监控，大将军卫青立即为郭解说情——“解家贫，不中徙”，汉武帝回答道“解布衣耳，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迁徙途中，有人盛赞郭解的贤德，一个儒生很不屑地说他不过是“专以奸犯公法”的暴徒，郭解的门客听说后便杀死了这个儒生。汉武帝听说后龙颜大怒，命令御史大夫公孙弘以“大逆不道”之罪将郭家族灭。这件事的发生引起了汉武帝的警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绝不会容忍在他乾纲独断的强盛帝国里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礼争夺生杀大权。于是他选拔了一大批诸如王温舒、田延年之流的酷吏出任地方官，利用这些铁血人物以暴制暴严厉打击郭解一类的“豪强巨奸”，但最终仍然没能彻底铲除地这些为霸一方的无政府主义势力。

  汉桓帝登极伊始就一日封五侯，把亲信太监单超等人推上权力至高点。这些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阉人只知聚敛财富打击异己，弄得朝政一片乌烟瘴气。汉灵帝即位后，政权仍旧由宦官把持，农民暴动不断，国势日渐衰微。危机存亡之秋，朝野有识之士为对抗宦官集团的迫害挽救国家颓势结成一些政治学术同盟——史家称之为“清流党”。这些正直的文人被宦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中常侍侯览指使一个叫朱并的人上书控告清流党领袖张俭等人“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昏庸的汉灵帝听信谗言下诏捕杀清流党人，在这次政治风波中，罹难者达六七百人，史称“党锢之祸”。在这场浩劫中，屡屡折辱宦官并因此几次下狱的范滂也在皇帝开出的乱党名单之列。督邮吴导接到诏书后不忍缉拿范滂，左右为难只能伏案痛苦。范滂听说后立刻前去自首，县令郭揖解去印绥欲与俱亡，范滂婉言谢绝“滂死则塞祸，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于是和母亲诀别，深明大义的范母激劝儿子的话令人垂泣—— “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虽死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而受教，再拜而辞，慷慨就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范滂有之。

 “侠文化”从春秋战国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一直曲折前进延续到了唐代，又再次焕发了生机。大唐的胸襟和气度的确令人叹服，在盛唐时期，不仅统治者对“游侠之风”毫不过问，甚至整个社会从上至下都呈现出一种对侠客们的普遍认同感，而文化界人士于其更是情有独钟。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令狐楚的《少年行》等大量唐人诗作都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正直不屈的侠客精神，并且文人们也或多或少地效仿起轻狂洒脱的侠客风范来。李白离开江油四海漂泊谋求功名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写给荆州长史韩朝宗的自荐信里，大诗人也不忘把自己的“侠气”炫耀一番——“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气雄万夫……”。连笃信佛教——名字都取自佛经《维摩诘经》的王维都对游侠颇多倾慕，他的许多文章里不乏对侠客的溢美之辞——“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盛唐人就是这么洋溢着蓬勃向上的豪侠气概。然而历史总是重演大喜大悲的戏剧，“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在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掩盖下，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一个包藏祸心的的粟特族将领在厉兵秣马数载后突然发起叛乱，长期习惯了宁静祥和的生活的大唐帝国朝野上下霎时间被噩梦惊醒后显得方寸大乱。在这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浩劫结束后，唐人自信与豁达的心态因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而从此一蹶不振。韦应物的人生历程代表了这一时代唐人气质的转变——韦早年宿卫宫廷，任侠使气，生活颇为放荡。安史之乱后折节读书，变为闲静清雅和关心民生的诗人。激奋昂扬的豪侠精神沉沦了，继之而起的是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悲天悯人的哀叹和元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凄婉怀念。藩镇坐大、皇权衰落、朝廷党争、生民流离，废墟上重建的帝国在长时间的内耗中继续消磨残存的斗志，“诗鬼”李贺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不甘沉沦者，他用嘶哑的嗓音发出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撕裂长空的怒吼。但是，这种声响在主流的价值取向面前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李贺，象许多杰出的文人一样，在“曲高和寡”的孤寂抑郁中英年早逝了，死时仅二十七岁。在哀鸿遍野，满目创痍的土地上生存，唐人需要的是慈悲的佛陀的抚慰，而公然与之对抗的韩愈则被宪宗皇帝远斥潮州。在与前来送行的据说后来得道成仙的侄孙韩湘子的谈话中，韩愈叹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韩愈在潮州上任后，致力于兴扬教化，使蛮荒之民笃于文行。史载当时潮州鳄鱼为患，韩愈于是以一猪一羊投入恶水溪亲祭鳄鱼，传说“数日之后江水尽竭，丑类西徙六十里”。韩愈在潮州政绩斐然、深得民心，他死后，潮州人为他立祠世代祭奠。三百年后，天才的大文学家苏轼在为韩昌黎伯撰写碑文时竟不吝使用“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样虔敬的词句来表达对这位儒侠的景仰。
 宋朝是文官政治最发达的朝代，宋太祖生前立下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家训，因此孝顺的继承者们就把“武夫”统统排斥在军国事务之外。可文弱书生们又大多不谙征战，于是富甲天下的大宋国就成了北方蛮族讹诈的对象。在辽金西夏的欺凌下唯唯诺诺，步步退缩，最后全部丧失了中央帝国的志气，为战战兢兢保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而窃喜。当然，这种摇尾乞怜决不可能得到敌人的宽恕，噬血的野蛮人铁木真及其后继者终将兽蹄伸进了临安城。当此民族命运系于一线之际，君子仁人们的侠义精神爆发了，他们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抵抗异族侵略军的战斗，而忽必烈则以屠城的方式作为“回报”。陆秀夫抱着末代幼帝投海殉国，文天祥最终被俘不屈殉难。一切都结束了。岳飞以及无数豪杰们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阕”的梦想破灭了。
 明代皇帝的昏庸和低能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其匹的，他们大多对政治不感兴趣，而常常专注于一些与他们的地位和职责毫不相称的“事业”，有喜好斗蛐蛐的，有酷爱养猫的，不一而足。如同法国有“锁匠国王”路易十六，明朝甚至还出了个“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皇帝不理政事，谁又来主持朝政呢？历史又一次令人遗憾地选择了宦官。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死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的闪光点和最终覆亡都由他们一手操办。情况与东汉末年相似，东林党人担负起了与阉宦势力作斗争挽救时局的道义责任。但是，病入膏肓的明帝国已无药可救，当崇祯皇帝把最后一名中流砥柱——袁崇焕以叛国罪凌迟处死后，风雨飘摇、一木难支的大明江山终于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多尔衮的八旗部队的内外夹攻下轰然崩塌了。
 宋明之际，理学家们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道德和政治理想。他们以儒家先圣为楷模，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礼崩乐坏的现实世界实践着毕生深信不疑的崇高真理。朱晦庵、王阳明这些理学家的思想影响了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者，面对异族的侵略，他们振臂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清兵入关、国家破灭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不与异族统治集团合作乃至揭竿而起奋戈反击的手段继续斗争着。
 自鸦片战争以降，国门洞开、洋夷蜂入、列强寄寓、有似养虎。当此国家板荡、时局维艰之际，无数的知名与不知名的志士抱必死之心毅然肩负起了匡扶社稷、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慷慨赴死的谭嗣同、蹈海自尽的陈天华、邹容、秋瑾……，他们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中的代表。甚至，连汪精卫也曾经干出过刺杀满清王爷的壮举，成就了他半世英名，可惜汪某最终变节，投靠倭狗作了汉奸，至今为人所不齿。恰如杜甫诗中所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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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顿生疑惑，自己所理解的“侠”究竟是什么人呢？是庄子所鄙夷的那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武侠”吗？抑或是所谓“甘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呢？还是“驰骛于闾阎，权行州郡，力折公侯”的“游侠”？不是，都不是，他们充其量只能归为“小人侠”之列。 我所景仰的“侠”是“君子侠”，是那些为实现崇高的人格和理想而不惜抛弃生活牺牲生命的人，是那些在浊乱的世道孤立行一意秉承和传授道义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敢于以自己柔弱微渺之躯对抗强大的不公正甚至黑暗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现象的呢？孔子讲：“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文天祥成了实践者, 在遗书中文天祥写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以后，庶几无愧。”程颢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自清成了实践者，临死时朱自清还告诫妻儿不可接受他人嗟来蹴与之食。从他们的事迹中，我溯寻到了那种“力量”。
 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的这个“仁”字凝聚了太博奥的意义，非我等凡庸之辈所能参透。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那么“浩然之气”又是什么呢？当我在思索这些问题并若有所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那些恶意诋毁以至于不惮使用世间最卑劣龌龊的语言对先贤们进行人身攻击的跳梁小丑是多么可鄙可憎。记得子贡在驳斥一个叫做叔孙武叔的小人对孔子的诋毁时这样说道：“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而儒雅的杜少陵则动了怒气，破口大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那么，让我们来认真地反思这些问题——是什么令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五千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又是什么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常常涌起虔诚的感动？在还没得到答案之前，我们至少可以自豪地相信这一点——正是一代又一代“传道者”与“殉道者”们那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和垂范万古的精神感召力，支撑起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伟大民族的高贵脊梁！